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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是严守“打倒特权思想”的纪律。纪律是管党治党的“戒尺”。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前，董必武经常收到亲友来信，希望在北京任职的他能帮助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。时年7月，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回信给侄子董良埙，声明党员必须恪守党的政治纪律。在信中，他直言，特权思想与党的纪律相悖，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特权，而不是要享受特权。他认为，行政工作是为人民服务，而不是为做官。他反复告诫家人，凭借个人力量，以介绍方式去找工作，是违反中央政策的。这些劝诫，反映了老一辈人对封建社会宗法观念的，打破了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”“封妻荫子”等思想，也杜绝了家庭中不正之风的滋长。

　　二是锤炼“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”的党性。社会主义建设初期，董必武正在参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》的制定工作。1952年5月，董必武写信给在湖北省茶叶公司工作的堂侄董良新，鼓励他要争取成为一名光荣的员，并指出一名员最基本的党性就是“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”，在对初心使命的坚守中实现个人梦想。同时，董必武认为，作为一名真正的员还要不断学习进步，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，切忌骄傲自满，因为自满是进步最大的障碍。董必武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家人，激励他们到党和国家需要的地方干事创业、锤炼党性。

　　三是倡导“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”的作风。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,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。1953年12月，正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时期，建立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人民司法体系尤为重要。彼时，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的董必武正承担相关工作。董必武在写给外甥王俊山请求调转工作的拒绝信中强调，要端正工作态度，他说：“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，革命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也就在其中解决了。”除了这封拒信外，“甘为民仆耻为官”是董必武的名言，他始终认为员要做人民的“配角”，永远为人民“跑龙套”，只有走“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”的道路，党和国家事业才能长盛不衰。